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淒風慘雨國劫日,獅子奮迅救難急——中國佛教界抗日救亡
发布时间: 2006/7/3 23:29:19 被阅览数: 4118 次 来源: 中國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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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體恒法師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同時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60年前,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這個勝利來之不易,我們不應該忘記這場戰爭,它曾給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帶來無比沈重的災難。下面就讓我們從中國佛教的角度出發回顧這段特殊的歷史,來看看日本侵略者當初是怎樣的蹂躙中國佛教,中國佛教徒又是如何護國衛教的。

 

一、國破寺圮佛音稀――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下的中國佛教

 

戰爭是什麽?“戰爭”二字就是殘忍、悲慘、暴虐、放火、屠殺等等慘無人道的衆惡之極的概括性代名詞。所謂戰爭,就是包括了一切非人道的罪惡無比的巨大的惡魔口袋,它荼毒生靈,破壞良田,摧毀房屋,恣意暴虐,毀滅文化,使人間變成地獄,導致無數的生靈成了孤魂野鬼。——這就是戰爭。

――《東史朗日記》

 

戰爭是可怕的,尤其是蓄意而爲的侵略戰爭。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攻陷南京,短短幾年,侵佔我半壁江山。侵略者在中國表現出極端的野蠻和殘暴,他們對中國人民實行“從精神上摧殘,從物質上摧毀,從肉體上消滅”的種族滅絕政策,妄圖消滅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

日軍鐵蹄踐踏之處,一路腥風血雨,每佔據一個地方,都要瘋狂的殺人。193710月,日軍在山西血洗7座縣城,屠殺1.6萬餘人;1943年,日軍在洞庭湖北岸屠殺村民3.2萬人;而在長江三角洲則屠殺近30萬平民[1];南京大屠殺更是數量巨大,在193712月至19382月的大屠殺中,共35萬中國人被殺害[2]。在日軍的屠殺中,吃齋念佛的無辜善良僧人也不能倖免。南京大屠殺中,武定門正覺寺慧兆、慧璜、慧光等17名僧人,消災庵女衆真行、登無、登高等3人被槍殺[3],而金陵寺前的200名平民屍體中也有兩名寺中僧人[4]。日軍的殺戮引起了廣大民衆乃至僧人的恐慌與大逃亡,僧人因逃亡而被當作化裝軍人殺死于野外也是尋常之事[5]

日軍殺人的方式極其繁多殘酷,砍頭、劈腦、切腹、挖心、水溺、火燒、活埋、滾釘、喂狗、電磨……,日本兵只要稍有不滿,中國人就會橫遭殺身之禍,他們不以殺人爲過,反而以爲這是對戰敗民族應有的懲罰。《日本在淪陷區》一書記錄有日軍衆多駭人聽聞的殺人方式[6],而《東史郎日記》一書則有作者親歷的大量事實。

日軍暴行中最令人痛心的事情莫過於對中國各階層婦女的侮辱。除了逼迫一些婦女去充當“慰安婦”,他們還對佔領區婦女大加污辱。一些日本兵在燒殺搶掠之際還尋歡作樂,即使在槍彈橫飛的戰場或光天化日之下都敢姦淫婦女,獸性大發之時,他們連老人和小孩都不肯放過。佔領區中,有些婦女一天之中被蹂躙多次,而被輪奸致死的女子則多不勝數。被欺侮的婦女稍有反抗就會被剌刀捅死,甚至她們在被姦污的同時,連身邊的孩子也逃脫不了被殺死的命運。據統計,日軍僅蘇州就姦污2千多婦女,佔領南京後,更是多達2萬多人次的中國婦女被姦淫。在華從事人道求援的西方人士說:“許多婦女跪在我們面前悲泣,肯求我們從蹂躙她們的野獸手中解放她們!”他們慨歎:“獸欲橫流的日本兵到底姦污了多少婦女,恐怕沒有人能夠數得清。” [7]縱淫成性的日軍,就連出家的尼僧都不肯放過,佔領區的尼庵也成爲了他們施虐的場所,很多尼僧遭到姦污。[8]

日軍的暴行髮指到令人難以想象的地步。被占的南京各處城門都有日軍的把守,一個青年女子爲脫魔掌裝扮男子不幸被發覺,守門日軍當場輪番糟蹋了她,最爲淒慘的是,恰好此時一個和尚路過這裏,餘興未盡的日本兵突發奇想,竟逼迫這個和尚姦污女子,和尚不從,於是他們扒下僧衣割掉了他的下陰,和尚流血不止直至身亡。[9]這樣的例子絕非偶有,日軍暴行的黑暗與繁多,簡直令人難以啓齒。他們還逼迫終身禁欲的居士行淫,脅迫同爲一家人的子母,父女,公媳及至爺孫之間相互亂倫,許多家庭因不堪此辱集體自殺。連一隻螻蟻都不肯傷害的佛教徒惹誰了,竟落此大禍!我佛有知,當是何等悲傷,人類之中竟然有此等滔天罪惡!真不知道這些日軍是否也是這樣對待他們的家人?――儘管一些日本人從戰時直到現在都不肯完全承認他們的暴行,可是大量國際友人目睹、經歷的事實無可否認,不容置疑[10]。侵華日軍給善良的中國人心中留下了難以抹去的濃重陰影。

日本軍國主義者早就覬覦中國土地和資源,侵華戰爭目的就是奴役中國人民,掠奪中國財富,把中國變爲它們的殖民地,所以劫掠也是日軍的重要目標。除了工業資源,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衣食用具也照樣搶奪。雞鴨等牲畜見到就抓,家具、農具、門窗等各種木器,隨手就取去燒火。滴水成冰的寒冬,連最後一床被子這樣微不足道的財産也被洗劫一空。日軍掃蕩之後的地區,往往只剩下殘垣斷壁與一片荒蕪的焦土。按照當時的價格計算,日軍的搶掠使中國直接經濟損失近千億美元,間接損失超過5千億美元[11]。許多寺廟就是在日軍的炮火毀壞後,再被日本駐軍搶光燒沒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佛教文物大量流失海外,時至今日,日本一些地方還留有當年從中國寺廟劫掠的佛像、法物。

爲了徹底摧垮中國政府,日軍在進攻之先,總是要用數量龐大的飛機對中國的城市進行轟炸。自19377月至19386月,日本對中國的16個省257個城市、18條交通線,共275處,先後出動飛機16710架次,進行2472次轟炸,炸死和平居民16532人,炸傷21752人。當時中國幾乎所有的重要城市都遭到了轟炸,狂轟濫炸使無數房屋財産化爲灰燼。[12]佛教寺廟也難以倖免,以埋藏有石經而聞名的北京房山雲居寺,千年古寺的絕大部分建築就因日軍的轟炸而毀於一旦;天津薊縣盤山好幾座歷史悠久的皇家寺廟也被日軍飛機炸得一座不剩。全國類似遭遇的寺廟數不勝數。

爲了製造細菌武器,日軍在哈爾濱等地建立“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竟然用活人作細菌戰的試驗品。日軍每年還從關內運送50萬勞工到東北和日本做苦役,先後多達857萬人,各種非正常死亡200余萬人。

以宗教配合軍事也是日本侵略者的圖謀,日本在直接殺掠我人民的同時,也企圖利用佛教輔助戰爭。早在日俄戰爭後,日本就開始在中國東北建立寺廟,繼《二十一條》中提出對華布教自由後,不少右冀分子就積極鼓吹日本佛教必須對外擴張。到1933年,僅日本佛教真言宗、淨土宗等宗派在旅大地區就建立了寺廟、布教所20多座。到“七·七”事變時,上海租界已有九所日本佛教寺廟,天津租界有五座日本寺廟。其中,受害最嚴重的要數臺灣佛教,長達幾十年的佔領使臺灣佛教幾乎全軍覆沒。全面侵華後,日本宗教更是滲透華北與東南各省。只日本東本願寺就在中國各地設立近40處布教所,在華布教日僧近千人[13]。日本寺廟基本上都在爲日軍侵華戰爭服務,在華日本寺院成了日軍侵華的前哨據點,不少日僧直接爲侵華戰爭效力[14]

侵略者還在我國東北建造不少日本神道教神社。據統計,1945年東北城鄉大小日本神社有295座,他們利用這些神社強迫我國東北人民“供奉”所謂“日照大神”。他們企圖通過日本的民族信仰,消滅中國宗教,摧毀中國人民的民族意志。

佛教在我國歷史悠久、流傳很廣,爲漢、藏、蒙、傣等民族廣泛信仰,故而日本侵略者積極利用佛教爲侵華戰爭服務。19347月,在東京成立日華佛教研究會。1938年,策動漢奸在天津成立僞“中華佛教會”,妄圖代替我國原有的中國佛教會。隨後每佔領一個地方,都相應設立各種僞傳教組織。他們還在這些地方開辦日語班,倡日語、禁漢語,影響極其惡劣。日本侵略者自稱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國家,對華戰爭是“弘揚佛教的聖戰”。他們強迫佔領區裏寺院的出家僧人爲他們做法事,強迫有名望的僧人到電臺講經,利用各地廟會時間散發親日言論,還逼迫一些佔領區佛教團體選派佛教徒接受日本軍隊的訓練,作爲他們侵略的先鋒和工具。

這諸多罪行,實際不過是一個簡單的剖面而已,日軍無惡不作,侵華惡行可謂罄竹難書,國際友人揭露說:“他們整個的行動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罪惡陰謀” [15]

如果說日軍佔領下的暴行是顯而易見的摧殘,那麽少有人能夠察覺的是日本侵華的影響對中國佛教長遠發展的傷害。衆所周知,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以來中國佛教最繁榮的時期。在這段時間,各地寺院大量恢復,文教弘法事業蓬勃展開,佛教界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如果不是此時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中國佛教至少能夠接著再上一個更高的臺階。日本的侵華,非但直接破壞了中國佛教的生存基礎,而且擾亂了中國佛教的正常發展秩序,還迫使中國佛教本來集中于佛教自身向前發展的力量,不得不轉向於支援抗戰、護國衛教的努力。比如,爲避戰禍,當時正如日中天般興盛的南京金陵刻經處與支那內學院被迫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舉家”西遷,搬遷加上戰爭造成的困窘,一番折騰,支那內學院元氣大傷,從此再沒有了昔日的輝煌。支院的情形代表了當時整個中國佛教的真實處境,很多佛學院就是這樣剛剛起步就陷入了停頓半停頓狀態,教育不繼,佛教也就失去了長足發展的動力和潛力。日本侵華,扼殺了剛剛成長起來的近代中國佛教新生力量,大大延緩了中國佛教的前進速度。今日中國佛教的落後,日本軍國主義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國佛教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略下被欺淩蹂躪得面目全非,幾近滅亡。日本侵華是中華民族的大災難,也是中國佛教的大劫難。

中國有句俗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又說:“福禍無門,惟人自招”。日本侵略者對和平濟世的中國佛教之摧殘,必然激起大雄大力的中國佛教徒的奮起反抗;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血淚暴行,必然遭到中國人民的全力反擊。爲了自救,也爲了救他,中國佛教界與中國廣大人民一道,展開了洶湧澎湃的抗日救亡運動。在這個運動中,中國佛教界不甘人後,自抗戰爆發,大部分佛教界人士就積極投入到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之中。在抗戰的過程裏,湧現出許多英雄的事迹和英勇的形象,爲中華民族的民族獨立與人類的和平事業譜寫出了感人的新篇章。

 

二、振臂疾呼圖救世――佛教界高僧、大德的嘉言懿行

 

臨風一灑憂時淚,吐氣將爲澤國湫;

寶劍騰輝無限意,金甌欲缺不勝愁。

――太虛《慨世詩》

 

抗日戰爭中,佛教界最使人欽佩和受到社會廣泛讚頌的是一些高僧、大德的傑出表現。他們或以自己修行和道德感召力,號召佛教徒乃至普通民衆攜手抗敵,或是親自組織參與抗戰大業,對凝聚抗戰的力量作出極大貢獻。比如:

【僧界航導:太虛大師】  太虛大師一直具有高度的愛國熱情,早年曾因參與反清革命而遭到通緝。抗戰期間,身爲當時佛教領袖的太虛大師帶領中國佛教界積極投入抗日救國大業。

九·一八事變發生,日軍佔領東北三省,太虛大師指出,列強當中壓迫中國最厲害的就是日本,它們以中村事件籍口出兵東北,實際是強佔我領土,殺掠我人民。“此種暴行,爲國際公法所不許,人道正義所不容,而日人竟悍然不顧,但求達到吞併滿蒙,征服中國之目的,可謂猙獰極矣。”[16]

七·七事變前,太虛大師撰文指出,中國想要不被吞併或分割,對於“外來的強鄰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爲功”。[17]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太虛大師立刻通電全國,呼籲國內外的佛弟子同赴國難。他明確地指出,佛教徒雖說反對殺生,“但當侵略者破壞國家傷害人民時,則任何人皆負有抵抗之義務,爲正義而引起戰爭慘殺,雖甚遺憾,然實不得已之事”。[18]松滬會戰爆發,太虛大師號召佛教界組織僧侶救護隊與前線戰士共同作戰。

太虛大師鼓勵佛教徒全力支援抗戰事業,他說佛法所講的“財施”、“法施”、“無畏施”三種佈施,都很適合抗戰的需要。認清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意義爲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驅除暴寇,達到軍事的勝利爲第一無畏施;能將所有力量集中於國家民族抗戰的勝利上,是最扼要的財施。

他還多次撰文,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罪行,警告它們“以地大人衆新興蓬勃之中國民族,又豈能爲日本所能完全吞滅!”如果相持不下,引發世界大戰,危害的不只是中國,日本的多年發展也將一舉歸於毀滅。他呼籲日本人民起來反對戰爭,呼籲日本的佛教徒迅速覺醒,不要當侵略者的工具,否則只有自取滅亡。他要求日本佛教聯合會“領導日本三千萬佛教民衆,運其大悲般若,速破除貴國當局之無明貪嗔,撤兵回日,服禮謝華,彌將動之魔戰,彰遍常之佛慈”。[19]他建議臺灣、大陸、朝鮮的佛教徒聯合起來,以菩薩大悲無畏之神力,制止一切非法行動。

抗戰爆發後,與我相鄰的東南亞友好國家大都積極支援中國抗戰,於是日本發動第五縱隊在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展開破壞工作,煽動緬甸人民反對開放滇緬公路。爲了遏制東南亞人民對中國抗戰的支援,日本大造謠言,說中國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說“中國赤禍蔓延,共產黨毀滅宗教”,謊稱日本對華戰爭是“弘揚佛教的聖戰”。爲此英國曾將這條公路封閉三個多月,日本侵略者的陰謀對我國抗戰造成極大困撓。爲了揭穿敵人的僞裝,太虛大師組織佛教團隊出國訪問。

19399月,訪問團由昆明抵達緬甸,隨後開始對緬甸、印度、錫蘭等國進行訪問。次年3月抵新加坡,轉吉隆坡、檳城。4月,訪問團於返回星洲後取道西貢、河內返回昆明。問團受到了海外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太虛大師會見了尼赫魯、甘地、緬甸僧上座等各國政要、僧俗人士。同時召開新聞大會,闡述中國與各國的睦鄰友好關係,揭露日本侵略所犯的暴行,宣傳中國抗戰的政策。這不僅使東南亞人民對中國的抗戰情況有所瞭解,澄清了國際友人的誤會,而且取得了友邦的精神與物資支援,對我國抗戰的最終勝利貢獻不少力量。

1934年在日本召開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會,同邀中國佛教會和僞“滿洲國”的“佛教青年團”,妄圖製造分裂我國的實事,太虛大師斷然拒絕,使日本軍國主義野心沒能得逞。[20]

爲了團結廣大民衆抗戰,太虛大師撰寫發表了大量的抗日救國言論。據統計,在1931年至抗戰勝利的這幾年間,前後發表了二十多篇通告、詵電、論文等抗戰言論,[21]這些言論既鼓勵了佛教愛國人士勇往直前與敵鬥爭,又爲抗戰提供了部分理論指導思想。

太虛大師在抗戰中的作爲完全符合他所倡導的人生佛教思想,他的貢獻獲得了當時的政府的肯定,國民政府對他多次明令嘉獎。

 

【金剛無畏:圓瑛大師】  圓瑛大師畢生熱愛祖國,反對外來侵略,維護世界和平事業。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英勇行爲是最使人欽佩的大德懿行。日本侵略軍製造九·一八事變,侵佔我東北三省後,圓瑛大師領導的中國佛教會發表了《中國佛教會爲日本侵略致彼國佛教界書》,譴責日本侵略者“佔領中國領土,殘殺中國人民”的罪行,呼籲日本佛教徒“制止在華軍閥之暴行”,“實施慈悲平等主義”。

七·七事變爆發後,在危急關頭,圓瑛大師召開中國佛教會的理監事緊急會議,號召中國佛教徒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並且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他還到各地幫助建立抗日救護隊,舉辦難民收容所和佛教醫院。爲籌集救難資金,他攜徒明暘兩次到南洋諸地募捐,以他熾熱的愛國熱誠感得華僑踴躍捐獻,前後共計募捐國幣三萬二千四百元,[22]他將這些錢悉數寄回祖國以作抗日救護的費用。

19409月,圓瑛大師剛從南洋回到上海,兇殘的日本憲兵隊突然湧入寺院將圓瑛、明暘師徒二人以“抗日”的罪名抓到憲兵隊,後解往南京日本憲兵司令部的監獄關押。憲兵們面目猙獰,情況非常緊急。每當夜闌人靜時刻,日本憲兵就對大師進行嚴刑審訊,大師從容陳辯,不爲所懼。日本侵略者見嚴刑高壓制服不了圓瑛大師,便勸誘他出來與日本合作,然而皆遭到拒絕。圓瑛大師始終沒有向侵略者屈服,更不與他們合作。威逼利誘不成,日軍只得放人。出獄後,他雖對外宣稱閉門謝客,卻依然關心國家的命運,曾致書北京中國佛教院的師生,鄭重叮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衰,教徒有責。”

19426月圓瑛大師在天津佛教居士林演講中明確地提出愛國與愛教不可分離。他甚至在臨終之前留下的遺囑中還一再強調:“願我全國佛教徒同心同德,積極參加愛國運動,致力和平事業。應思利民護國,饒益有情,乃成佛之基,衆善之首”。圓瑛大師是一位高風亮節的大無畏愛國志士。

【人天楷模:弘一律師】  弘一大師以持戒精嚴聞名於世,他雖然舍俗出家,但愛國之心不泯。七·七事變後,他嘗于吃飯之時潸然淚下,對左右弟子說:“吾人所食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溫陵之水,身爲佛子,于此之時,不能共抒國難于萬一,爲釋迦如來張點體面,自揣不如一隻狗子。狗子尚以能爲主守門,吾人一無所用,而猶靦顔受食,能無愧於心乎?”[23]大師一片愛國之心由此可見。

他在廈門弘法時,戰事日趨緊張,各方都勸他避入內地,他卻置生死存亡於度外,多次向人表示:“因果分明,出家人何死之畏”,“爲護法故,不怕炮彈”,堅留不去。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弘一大師同仇敵愾,把弘揚佛法與抗日救國結合起來,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的著名口號,認爲“覺了真理,乃能誓捨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號召佛教徒起來反抗日本侵略者。[24]

他甚至認爲,必要的時候,應該做到獻出生命在所不惜。所以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對付敵難”,應該“捨身殉教”,而“殉教應流血”,同時將自己所居之室題爲“殉教室”。他還創作了《三寶歌》等詩歌來鼓舞士氣。弘一大師興教愛國的精神,永遠是佛教徒學習的楷模。

 

  【濟世菩薩:趙朴初居士】  中國佛教協會的前任會長趙朴初居士是長期從事慈善工作的先驅者。 七·七事變的時候,趙朴初正擔任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的常務委員,主持著異常繁重的日常工作。他不顧個人安危,冒著敵人的炮火,夜以繼日地救助、安頓、輸送難民。他經常在救濟災民的政府幹部因險情四散離去的時候,獨自於深夜高舉一面紅十字大旗,徒步率領上萬災民一一叩開緊閉著的寺廟、劇院大門,將災民安頓,從而脫離險境。據統計,在抗戰爆發後的三、四年裏,經趙朴初居士統籌負責收容的難民前後近五十萬人。

除對難民供給食宿、醫藥等生活治療需要外,他還邀集教育界人士對難民進行文化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在八·一三淞滬戰場上,就有一批中青年難民經過短期的救亡教育,自願作補充兵員上了前線,有不少人獻出了生命。戰線西移後,趙朴初以維護上海治安,將滬上的流氓、遊民等送往溫州開荒自養爲名,取得當局同意,親自將大批批受過教育訓練的優秀青壯年難民和幹部悄悄送往抗日前線。還有一批培訓出來的難民就近在京、滬、杭平原地區參加敵後的抗日活動。這些被救助的難民難童中,也有不少有智有勇的英才,他們有的在戰鬥中光榮犧牲,有的人在解放後還一直肩負重任,爲振興中華建功立業。[25]

諸如此類的佛門領袖大有人在,限於篇幅,略舉這幾例。在殘酷的侵略實事面前,在佛教界高僧大德的奔走呼籲之下,廣大中國佛教徒迅速意識到了抗戰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僧青年們怒吼道:“僧青年同志們,大家攜手上前線,爲著悲心的激發,爲了正義與自由,爲了爭取民族的生存,爲了光大佛教的前途,爲了解脫人類的痛苦,不惜自我犧牲,消滅日本軍閥,實現和平安樂的世界。走!”[26]

於是,佛教界組織起了各種各樣的抗日活動,他們將自己的事業與民族救亡聯繫在了一起,他們將自己的生命與民族興亡融合在了一起。

 

三、萬衆一心赴國急――佛教界的各種抗日救亡活動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善權方便爲利他故,于諸性罪少分現行,由是因緣于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謂如菩薩見,爲貪財故欲殺多生,……見是事已,發心思惟……我寧殺彼墮那落迦,終不令其受無間苦……由是因緣于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彌勒菩薩說 玄奘譯《菩薩戒本》

 

【獅子奮迅:戰場救護與直接參戰】  在各地佛教界舉辦的不同形式反日鬥爭中,最有成績的就是僧伽救護隊對傷兵與難民的救助了。

蘆溝橋事變發生,中國佛教會立刻在上海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成立“上海僧侶救護隊”。圓瑛大師被選爲“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僧侶救護隊由宏明法師擔任隊長,隊址設在上海法藏寺內。那時上海集合著全國各地而來的知識僧青年,消息傳出很快就有一百多名僧青年報到參加,救護隊迅速宣告成立。

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上海僧侶救護隊開赴吳淞前線,冒著敵人的槍炮,搶救傷員。在滬戰的三個月中,本著“大無畏、大無我、大慈悲”的精神,這一群僧侶救護兵,英勇地在東戰場上,冒著生命危險往返於瀏行、大場、昆山之間,不分晝夜地辛苦工作。在傷兵外,他們還負責救護租界內被日機炸傷的同胞。在戰火中,他們有的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有的人被敵人炮彈炸傷,造成終身殘廢。他們用自己的鮮血和汗水,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寫下了新的一頁。根據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1938年報告書記載:上海僧侶救護隊在淞滬戰爭中,共救護傷兵及租界難民達8273人。上海的報紙將他們譽爲“英勇僧侶”,外文報紙稱他們爲“戰神之敵”。他們的英勇事迹,深受社會各界的讚美,博得中外輿論的好評。

爲了配合上海僧侶救護隊的工作,中國佛教會還在赫德路覺園內成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至3千多人,並供給全部飲食醫藥。上海尼庵的尼衆,她們自動爲前線戰士縫製征衣,還充當醫院的看護和雜務工,做到了救國不分男女之別。在滬戰後期,僧侶救護隊在楓林橋搶救出3百多名傷兵,各醫院人滿爲患無法收容,上海佛教界齊心協力,馬上成立佛教醫院,聘請醫護人員,募集醫療器材和醫藥用品等,使負傷官兵得到了及時治療,恢復健康後又設法護送他們歸隊,讓他們能繼續爲國殺敵。

上海淪陷後,僧侶救護隊轉移武漢繼續工作,後來又轉移到重慶。隊員萬泉、覺初等十餘人,輾轉到了延安抗大,走上了中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國道路。在重慶的救護隊員,重新組織了“重慶慈雲寺僧侶救護隊”和“重慶市僧侶服務隊”。在日軍轟炸重慶期間,他們往往不待警報解除就冒著敵人的炮火,奔走在長江兩岸,救護受傷難民。他們的卓著成績曾獲國民政府通令嘉獎,還得到了當時政府最高領袖蔣介石的贊許,特別頒給銀質鍍金“青天白日”獎章36枚,以資鼓勵。[27]

於此同時,各地僧俗也紛起仿效,建立起了僧侶救護隊。有文獻可考的有廣州佛教救護隊,湖南南嶽佛道救國會、僧侶抗敵慰勞隊、佛教青年服務團,雲南佛教救護隊,成都佛教僧侶救護隊,鎮江佛學院僧衆宣傳隊,西安僧衆戰地服務團等。

“南嶽佛道救國會”由巨贊法師等人聯合道教徒一起成立,招集青壯年僧侶,舉辦軍事訓練班。參加者身著新式僧裝,接受多門課程學習,集中訓練2個月後,組成了佛教青年服務團和佛教流動工作團兩個組織,分赴長沙、湘潭二地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他們出版宣傳抗日思想的佛教壁報《佛青》,還四處作抗日講演,受到了人們的廣泛歡迎,民衆親切地稱他們爲“和尚兵”。他們曾得到中共領導葉劍英的贊許,連周恩來也爲他們題詞道:“上馬殺敵,下馬學佛”。[28]

最早遭受侵略之害的華北僧俗,救難的熱心不遜於上海,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北平廣化寺、柏林寺等都組織創辦了傷兵醫院,收容傷兵數千人。拈花寺設立了規模宏大的婦孺收容所,先後收容難民數以千計。廣濟寺則組織了救護隊赴前線。此外三時學會,華北佛教居士林也創立醫院,救濟難民,護理傷員。還有天津徐蔚如居士爲了救濟難民耗盡餘力而逝。

印光大師在上海每天登壇說法二小時,將自己所得的香儀和印書款悉數捐到綏遠前線,以至整個寺上的帳上只存百元費用。

棲霞山僧人在南京保衛戰失敗後,將許多官兵挾于難民之中給予保護,掩護的抗日軍民數以萬計,國民黨將領廖耀湘就在其中躲過敵人的搜捕。鎮江焦山寺的僧人將炮臺未來得及撤退的數十名將士掩護在寺內達半年之久,最後終於脫離險境。至於像無錫源修法師那樣,在戰亂之際集資開設收容所,爲數以百計的難民提供食宿、旅資,全國不知有多少!193810月,由阿泰爾率領的印度救護隊曾參觀了漢口佛教正信會所設的婦孺避難收容所,對中國佛教徒所做的工作深表欽敬。[29]

除了戰場救護,有些僧人及寺院還組織難民救濟,甚至直接參加武裝抗戰。抗日戰爭時期,日軍一度佔領了五臺山,金閣寺住持釋含空和尚目睹日軍踐踏文殊聖地,佔據寺廟,劫奪文物,決心衛國衛教,在他的帶領下寺中有不少僧人直接脫下了僧裝,穿起軍裝,參加了八路軍,留寺的僧人組建了“僧人抗日武裝自衛隊”。他們熱烈歡迎並款待八路軍,踴躍認購根據地救國公債,捐獻衣食財物,主動爲抗日部隊提供食宿,站崗放哨,傳送情報,積極配合八路軍反“圍剿”、反“掃蕩”,含空和尚因此受到邊區政府和當地人民的尊敬。[30]

佛教界爲抗戰的勝利付出極大犧牲。湖北當陽玉泉寺僧人眼看宜昌淪陷,日軍企圖攻擊陪都重慶,激于愛國義勇,自覺動員起來爲遊擊隊提供給養,不幸被日軍發覺,竟將該寺老少37人全數捆綁,用機槍掃射打死,還梵燒了這座已有千年歷史的古寺。湖南理妙法師深入敵後刺探情報,慘遭日軍剜眼割耳挖舌,最後剖肚致死。

江蘇宜興龍池山恒海法師,在俗時曾畢業於保安軍校,日軍犯及宜興,他召集僧俗千余人施以軍事訓練,組建遊擊隊,被推舉爲司令,轉戰于江蘇宜興龍池山、張渚、安徽屯溪、廣德及太湖地區,屢挫敵軍凶鋒,不幸於1938年日軍掃蕩太湖馬山時,因糧盡援絕而壯烈犧牲。

江蘇連雲港三元宮遭日軍飛機轟炸,寺僧義憤填膺,聯絡僧俗20餘人,多次伏擊敵寇,日軍氣急敗壞,施行報復,1939年農曆7月圍剿三元宮及所屬寺廟,殺害寧死不屈的住持仁芳法師等五位僧人,還四處焚燒廟宇,致使三元宮及其所屬十三處建築全部化爲灰燼。[31]

194312月,重慶佛教界組織前僧侶救護隊隊員22人,應政府發動遠征軍運輸隊的號召前往印度工作。這些隊員克盡職責,在艱苦的條件裏出色完成各項任務。他們中的印宏、聖亮、光華三人,在國民政府軍攻克密支那一戰中,不幸犧牲在炮火中,他們爲爭取民族的獨立灑下了最後一滴鮮血。

 

【慈悲喜舍:舉辦法會與進行宣傳】  早在19358月,北平僧俗就舉辦了大規模的盂蘭盆法會,誦經追悼華北抗戰中的陣亡將士。上海湖北、山西、陝西等地佛教徒呼應北平,在當地也舉辦類似法會。19365月,上海佛教界舉辦護國息災法會,76歲高齡的印光大師應邀出主,首倡獻金救災護國之舉。翌年1月,上海又舉辦了護國和平法會。193710月,重慶佛學社啓建護國息災法會,由能海上師主壇修法。次年,湖南各大寺院紛紛舉辦護國法會,湖北漢口佛教正信會也舉辦“七·七”周年法會,國民政府還舉辦了由太虛大師主壇追薦九世班禪的法會,以利團結。19393月,戴傳賢、屈映光等發起在重慶二次啓建護國息災法會,請藏傳佛教大師貢噶主壇,追悼陣亡將士,死難同胞。194211月,虛雲和尚應各界邀請,在重慶主修的第三次護國息災法會,蔚爲一時之盛。

支援抗戰,中國佛教界還鼓勵信衆捐款捐物,支援前線。五臺山的僧俗人士非常支援八路軍的抗日活動。1938年未,菩薩頂範圍的寺院捐款1萬元,顯通寺範圍的寺院捐款2萬元,鎮海寺範圍的寺院捐款2600元,全部用於八路軍的抗日費用。廣東南華寺的僧人在虛雲和尚的領導下,爲支援抗戰,每天禮懺2小時,爲前線官兵祈福消災。寺內每人每天減省晚飯一餐,將省下的飯糧捐給抗日事業。廣州淪陷後,虛雲和尚集資20余萬元賑濟款。江蘇各大寺院如鎮江金、焦二山,常州天寧寺,句容寶華山隆昌寺等都承擔了鉅額救國公債。甘肅酒泉、安西、敦煌等七縣佛教聯合發起了捐獻“佛教號”飛機運動,獲得大後方佛教徒熱烈回應。

中國佛教徒還有提倡護生思想來祈禱停止戰爭的人,如豐子愷繪《護生畫集》。他指出,此畫要旨就是勸人愛惜生命,戒除殘殺,由此而長養仁愛,呼喚和平。

各地寺院陸續舉辦的各類法會,對於號召廣大民衆出資出力,對於安撫追悼死難將士同胞和鼓勵他們的家屬化悲痛爲力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戰場上展開救護工作的同時,佛教界還充分利用自身的長處大規模開展抗戰宣傳活動。如《海潮音》以二十年佛教月刊的權威,集中了大量佛教緇素學者抗戰救國的言論精華,這些言論在堅定國內佛教徒的勇氣,喚起國際佛教徒的同情上發揮了巨大作用。另外,上海淪陷前的《佛教日報》、廣州的《金卍字》、漢口的《正信》周刊、重慶與成都等地的《佛化新聞》、香港的《覺音》雜誌、浙江的《人間佛教》、成都的《佛化評論》、桂林的《獅子吼》、仰光的《耕荒》月刊、陝西的《覺報》雙周刊等,都在抗戰的宣傳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反宣傳是針對敵人在國際上的僞詐宣傳進行的反擊。反宣傳除太虛大師爲首的國際“佛教訪問團”外,還有樂觀法師等組織的“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爲了破除日軍的僞宣傳,繼太虛大師南亞之行以後,原僧侶救護隊的樂觀、曼林、覺華等,又組織了“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再次前往東南的佛教國家宣傳抗日。宣傳隊到達緬甸後,一面訪問著名高僧,聯絡佛教人士,一面進行文字宣傳工作。他們將敵機轟炸我國佛教寺廟,屠殺我國無辜人民的照片,製成銅版,以中、英、緬三種文字說明,印刷了一個特刊散發各地,揭露日本侵略者口是心非的罪行。他們的宣傳得到了強烈的回應,許多國際人士對日本軍國主義深感憤慨。這次宣傳産生了很大力量,也收到很好效果。

在許多人的眼裏,僧人是“形若槁木,心如死灰”的一類人;佛教是不知人間冷暖,不對社會關心,更不管什麽國家興亡的宗教,其實這是一種偏見。學佛人雖然以追求智慧解脫爲第一要務,可也絕非一心只修聖賢行,兩耳不聞窗外事,他們除了“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的終極追求外,還對世間衆生的興衰苦樂感同身受般關懷,在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危機時,他們也會奮不顧身奔走呼號,乃至獻出寶貴的生命。抗日戰爭之中佛教界的表現,以實事讓人們看到了佛教與學佛人光輝的另一面形象。

 

 

四、和平永駐不相離――牢記戰爭的意義與目的

  

精禽銜石海成桑,兄弟怡怡樂兩邦。

好爲和平常住世,平風平浪太平洋。

――趙朴初

 

佛教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宗教,中國佛教更是有著愛好和平的悠久歷史傳統。今天,我們在這裏揭露日軍侵華的暴行,重溫中國佛教界抗戰的功勳,不是爲了懷怨報復,更不是出於狹隘民族主義的排外立場,而是爲了實事求是地對日軍侵華歷史和中國佛教界參與全民抗戰進行客觀回顧。

親自參與了戰爭與屠殺的東史朗說:“戰場斷不是什麽美好場景的泛濫。戰爭本身就是醜惡,憑什麽把它描繪成一連串的美好事物呢?” [32]相信這是他的真實感慨。古人常說:歷史是一面鏡子,以史爲鑒可以知興衰。二戰的美國將軍卡洛斯·羅慕洛說:“忽視歷史的人,很容易成爲歷史的受害者。”牢記歷史,就是爲了避免重蹈覆轍;回顧歷史,就是爲了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日本與中國已有近兩千年的友好發展歷史,在這漫長歲月裏,兩國人民先後曾互相取鑒,互相學習,形成文化上難以割捨的“兄弟鄰邦”,兩國的佛教也有一千多年的交往歷史。至少,根據已知的記載,早在南北朝的梁時就已有中國佛教徒在日本傳播佛法,而且日本僧尼的開始也正是由於中國佛教徒的度化之功。而到了中國的隋朝時,日本的聖德太子就開始向中國派遣留學僧,唐代最鼎盛時,一個遣唐使團就多達幾百人。在中國留學的日本僧俗子弟自隋朝至當代一直延綿不斷。入日佛教徒與日本留學生在傳播佛法之外,也帶回了中國的文化。日本的文字就是在華留學僧空海等據漢字改造而成。日本佛教主要的宗派幾乎都是從中國傳入,而且有些還直接由入日弘化的中國高僧所開創,如日本律宗就是由歷經十年、六番渡海方才成功的揚州大明寺鑒真大師所創,大師至今被日本人民尊稱爲日本的文化祖師。日本在吸收融合中國佛教文化的同時,也曾反哺過中國佛教,近代的楊文會居士搜刻佛經,日本的南條文雄就大力協助,使許多在中國已經失傳的珍貴經典再度回到故國懷抱,帶動了中國佛教文化與研究的發展。

所以,從總的方面來說,中日兩國友好交往的時間長,敵對不睳的時間短。我們所謂回顧歷史,既不能忘記日本侵華的慘痛歷史,也不能忽視了中日友好的長期歷史。

其實,即便在戰時日本人也並非都贊同對中國的侵略。昭和十二年(1937),日本佛教真宗大穀派明泉寺住持升中彰元曾說:“戰爭是罪惡,支那事變是侵略戰爭。”他認爲:“戰爭是罪惡,同時也是人類的敵人,所以應該停止。” [33]日本爲推行法西斯戰爭而將日本天皇和國家神道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日本創價教育會會長牧口常三郎堅決拒絕參拜神社和接受神劄,他在戰爭正酣之際發表文章猛烈批判軍國主義。本道教團的大西愛治郎在《告憂國之士》的教義宣傳中警告法西斯分子:“天皇軍隊侵略中國大陸只憑藉天佑神助的迷信,其後果必然在泥沼中越陷越深”;“這場戰爭違背神意不會取得勝利。”所以他禁止教徒入伍參戰和爲戰爭服務[34]。類似的人物和事迹還有不少,大多數日本人民也是厭惡戰爭的。但是在軍國主義猖獗的年代,反戰就會遭到逮捕和鎮壓,牧口常三郎等許多人爲此死於獄中。他們的努力和犧牲,中國人民乃至日本人民都不會忘記!

戰後,日本佛教界更是努力推動日中兩國的友好往來。他們在日本國內率先反省戰時的過錯,呼籲組織日中“永不再戰”的宣誓鑒名,收集在日中國勞工遺骨回歸祖國,舉行鑒真大師法像歸國探親活動,甚至回應趙朴初老居士的建議,與中國韓國一道共同籌建了中日韓三國佛教“黃金紐帶”。這在右冀勢力橫行的日本,實在是難行能行的可貴之舉。

中日兩國現在的狀況,癥結就在於一些人不肯承認戰爭,不願低頭認錯。聖人孔子說:“過則勿憚改。”人不怕犯錯誤,就怕犯錯誤而不知悔改。如果一個國家領導人,一面去膜拜手上沾滿累累鮮血的戰犯的牌位,一面說自己愛好和平,試問有誰會相信呢?如果一面說悔改過錯,一面卻刪除教科書中有關戰爭與屠殺的內容、試問有誰會接受這種虛僞的道歉呢?國際友人早就指出:“發動侵略戰爭向來是日本統治階級對付國內不滿意情緒採取的辦法。” [35]一個不肯正視歷史的政府,誰敢保證哪一天不會再度尋找藉口捲土重來?當一些人叫囂著中國人器量太小、總是揪著歷史辮子不放的時候,不知他們是否理解中國人民的痛楚與擔憂!

曾任日中佛教懇話會會長的道端良秀先生認爲,日本侵華的罪過,是日本人背負的永恒的罪孽。他說:“要讓大家知曉,事實就是事實,檢討和懺悔過去,然後才能真正推進友好,而這還要看中國方面是否能夠原諒我們。我方進行懺悔的檢討,確實信守諾言不第二次發動可怕的戰爭,如此才能建立真正的友好。爲了同鄰居友好相處,任何時候都必須真心實意,決不能虛情假意。” [36]

佛教認爲,因果不爽,業報不虛,人造作了惡業而不知悔改,就會自作自受,墮落惡道,受諸無量無盡之苦報,就如《寶積經》所說:“假使經百劫,所作業,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只有虔誠悔過,才能消除惡業;只有懺去業障,才能得到安樂。無惡安樂,才能生髮無量功德,才能成就無上佛道,就像《金光明經》中說:“等法,所生功德,爲無有上:能壞諸苦,盡不善業;一切種智,而爲根本;無量功德,之所莊嚴;滅除諸苦,與無量樂。”如果錯了不知悔改,只能如《梵網經》所說:“不罪益深”,而造作了惡業還想盡一切方法去遮掩,去覆藏,那麽誰也無法來拯救他了。一個人真誠清淨就可以獲得他人的信任,一個民族真誠清淨就可以獲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孟子說:“人必自侮而後人辱之”,當一個民族總是遭到世界其他民族指責的時候,他是有必要深刻地反省一下自己的言行與思想,是否確有什麽不妥之處。但願日本人民中像道端良秀先生一樣深明大義的人都能夠認事實、講真話!

中日兩國人民“一衣帶水”,中日兩國佛教“同根同源”,在過去的歷史中,兩國佛教界長期友好交流,爲兩國人民的和平相處作出了不少貢獻。衆生樂我則喜,衆生苦我則憂,這是大乘菩薩的情懷;世間和平則佛教喜,世間苦難則佛教憂,這是大乘佛教的世間精神。同爲大乘佛教的中日兩國佛教,應當爲中日兩國人民的和平與幸福再接再厲,鞠躬盡瘁,奉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趙朴初老人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志喜》詞中祝願:“太平洋常護太平花,好相扶不許誰稱霸。”六十年一甲子,我們不願怨怨相報無了期,更不願悲慘的歷史重演,我們在這裏憶念先德,回顧歷史,就是爲了中日兩國人民能夠世代友好,和平相處。就讓我們在此祈禱:願世界遠離戰爭!願和平地久天長!願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能爲世界與人類的和平幸福攜手共進!

 

2005-4-13

 

主要參考文獻

1、樂觀《奮迅集-僧侶抗戰工作史》,上海護國禪院1943年發行。

2、國家教委社科司組編《中國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6月版。

3、于淩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9月版。

4、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86冊《民國佛教》,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5、江燦騰《明清民國佛教思想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6、《抗日戰爭初期佛教徒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史料選》上、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民國檔案》1996年第34期。

7、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第三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7月版。

8、《太虛大師全書》第15編第48冊〈時論〉,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印行。

9、〔日〕東史郎著《東史郎日記》,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3月版。

10、〔德〕拉貝《拉貝日記》,江蘇人民出版社發行。

11、〔澳〕哈羅德·約翰·廷珀利著,馬慶平等譯《侵華日軍暴行錄》,新華出版社19863月版。

12、〔美〕明妮·魏特林著《魏特林日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10月版。

13、〔美〕張純如著,馬志行等譯《南京大屠殺》,東方出版社20056月。

14、鄧子美《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4月版。

15、李少兵《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佛教界抗敵思想研究》,《史學月刊》2000年第4期。

16、何勁松《近代東亞佛教-以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爲線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4月。

 

 

中國佛學院·體恒法師



[1] 〔澳〕哈罗德·约翰·廷珀利著,马庆平等译《侵华日军暴行录》第70页,新华出版社19863月版。

[2] 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中国革命史》第22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6月版。

[3] 蒋赞初著《南京史话》,下册123页,南京出版社19958月版。

[4] 〔美〕明妮·魏特林著《魏特林日记》39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0月版。

[5] 真华法师的《参学琐记》记录有这一段时间僧人逃亡的写照,而《魏特林日记》555页则记载有僧人露尸荒野的实事。

[6]1939年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第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7月再版。

[7] 前揭《侵华日军暴行录》第8页,75页。

[8] 见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第9293页。

[9]见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第98页。

[10] 《拉贝日记》、《魏特林日记》,乃至《东史郎日记》等书都记载有大量日军侵华性犯罪的实事,这些都是铁的证据。《侵华日军暴行录》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则有详细和分类的记录。

[11] 前揭《中国革命史》第264页。

[12]前揭《中国革命史》第221页。

[13] 见何颈松著《近代东亚佛教-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第二、五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月版。

[14] 如为了日军进攻上海寻找借口,1932118日,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和女特务川岛芳子唆使日莲宗和尚无崎启升、水上秀雄等五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名,到上海双阳路三友实业社门前挑衅,酿成流血事件嫁祸中方。而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之事,更是屡见不鲜。福田隆化装成朝圣者于19401月抵达塔尔寺,返回张家口后向参谋本部提供了详细的报告。194011月,“华北交通”的牧野秀之进,装扮成喇嘛,穿越腾格里沙漠至青海侦察后返回北平。甚至还有日本人化装成为喇嘛混进西藏,探听我情报。

[15] 前揭《侵华日军暴行录》第137页。

[16] 《中国危机之救济》,见《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五编第48册,34页。

[17] 太虚《佛教和平国际的提议》,见《人海灯》第4卷第5期,193751日。

[18] 天慧《美记者访问佛教领袖记》,海潮音第26卷第5期,194551日。

[19]《致日本佛教徒电》,见《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五编48册,327页。

[20] 上两事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27章〈佛教对抗战护国之贡献〉,台湾中华佛教文化錧民国639月印行。

[21] 见《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五编48册〈时论〉。

[22] 见《抗日战争初期佛教徒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史料选》上,《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中国二历史档案馆发行。

[23] 《弘一大师永怀录》251页,转引于真禅《纪念弘一大师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载《法音》1991年第1期。

[24] 见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251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25] 见汪东林整理,赵朴初述《炸弹震惊大世界 难民夜闯上海滩-“八·一三”淞沪抗战收容难民的一幕》,载198589日《人民政协报》,又见《法音》85年第6期。

[26] 繁辉《我们是一支降魔生力军》,《海潮音文库》第26卷第2期。

[27] 有关僧侣救护队的内容可以参考乐观《奋迅集-僧侣抗战工作史》,上海护国禅院1943年印行;又:乐观《佛教在抗战期间的表现》,载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86册《民国佛教》,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28] 见明真《关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回忆》,载《法音》1990年第7期。

[29]见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第44〈救死护生:僧俗参与抗战面面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月版。

[30] 以上事例见吕更美《爱国抗日的高僧-含空和尚》,载《五台山研究》1997年第3期。

[31] 以上事例见前揭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27章〈佛教对抗战护国之贡献〉。

[32] 东史郎著《东史郎日记》第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3月版。

[33] 见中浓教笃编《战时下的佛教》324页,转引自何颈松著《近代东亚佛教-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158页。

[34] 见杨曾文《日本近代佛教史》17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3月版。

[35] 前揭《侵华日军暴行录》第142页。

[36] 道端良秀著,徐明译《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第178页,商务印书馆19926月版。

language: ZH-TW;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他將這些錢悉數寄回祖國以作抗日救護的費用。

19409月,圓瑛大師剛從南洋回到上海,兇殘的日本憲兵隊突然湧入寺院將圓瑛、明暘師徒二人以“抗日”的罪名抓到憲兵隊,後解往南京日本憲兵司令部的監獄關押。憲兵們面目猙獰,情況非常緊急。每當夜闌人靜時刻,日本憲兵就對大師進行嚴刑審訊,大師從容陳辯,不爲所懼。日本侵略者見嚴刑高壓制服不了圓瑛大師,便勸誘他出來與日本合作,然而皆遭到拒絕。圓瑛大師始終沒有向侵略者屈服,更不與他們合作。威逼利誘不成,日軍只得放人。出獄後,他雖對外宣稱閉門謝客,卻依然關心國家的命運,曾致書北京中國佛教院的師生,鄭重叮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衰,教徒有責。”

19426月圓瑛大師在天津佛教居士林演講中明確地提出愛國與愛教不可分離。他甚至在臨終之前留下的遺囑中還一再強調:“願我全國佛教徒同心同德,積極參加愛國運動,致力和平事業。應思利民護國,饒益有情,乃成佛之基,衆善之首”。圓瑛大師是一位高風亮節的大無畏愛國志士。

【人天楷模:弘一律師】  弘一大師以持戒精嚴聞名於世,他雖然舍俗出家,但愛國之心不泯。七·七事變後,他嘗于吃飯之時潸然淚下,對左右弟子說:“吾人所食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溫陵之水,身爲佛子,于此之時,不能共抒國難于萬一,爲釋迦如來張點體面,自揣不如一隻狗子。狗子尚以能爲主守門,吾人一無所用,而猶靦顔受食,能無愧於心乎?”[23]大師一片愛國之心由此可見。

他在廈門弘法時,戰事日趨緊張,各方都勸他避入內地,他卻置生死存亡於度外,多次向人表示:“因果分明,出家人何死之畏”,“爲護法故,不怕炮彈”,堅留不去。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弘一大師同仇敵愾,把弘揚佛法與抗日救國結合起來,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的著名口號,認爲“覺了真理,乃能誓捨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號召佛教徒起來反抗日本侵略者。[24]

他甚至認爲,必要的時候,應該做到獻出生命在所不惜。所以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對付敵難”,應該“捨身殉教”,而“殉教應流血”,同時將自己所居之室題爲“殉教室”。他還創作了《三寶歌》等詩歌來鼓舞士氣。弘一大師興教愛國的精神,永遠是佛教徒學習的楷模。

 

  【濟世菩薩:趙朴初居士】  中國佛教協會的前任會長趙朴初居士是長期從事慈善工作的先驅者。 七·七事變的時候,趙朴初正擔任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的常務委員,主持著異常繁重的日常工作。他不顧個人安危,冒著敵人的炮火,夜以繼日地救助、安頓、輸送難民。他經常在救濟災民的政府幹部因險情四散離去的時候,獨自於深夜高舉一面紅十字大旗,徒步率領上萬災民一一叩開緊閉著的寺廟、劇院大門,將災民安頓,從而脫離險境。據統計,在抗戰爆發後的三、四年裏,經趙朴初居士統籌負責收容的難民前後近五十萬人。

除對難民供給食宿、醫藥等生活治療需要外,他還邀集教育界人士對難民進行文化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在八·一三淞滬戰場上,就有一批中青年難民經過短期的救亡教育,自願作補充兵員上了前線,有不少人獻出了生命。戰線西移後,趙朴初以維護上海治安,將滬上的流氓、遊民等送往溫州開荒自養爲名,取得當局同意,親自將大批批受過教育訓練的優秀青壯年難民和幹部悄悄送往抗日前線。還有一批培訓出來的難民就近在京、滬、杭平原地區參加敵後的抗日活動。這些被救助的難民難童中,也有不少有智有勇的英才,他們有的在戰鬥中光榮犧牲,有的人在解放後還一直肩負重任,爲振興中華建功立業。[25]

諸如此類的佛門領袖大有人在,限於篇幅,略舉這幾例。在殘酷的侵略實事面前,在佛教界高僧大德的奔走呼籲之下,廣大中國佛教徒迅速意識到了抗戰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僧青年們怒吼道:“僧青年同志們,大家攜手上前線,爲著悲心的激發,爲了正義與自由,爲了爭取民族的生存,爲了光大佛教的前途,爲了解脫人類的痛苦,不惜自我犧牲,消滅日本軍閥,實現和平安樂的世界。走!”[26]

於是,佛教界組織起了各種各樣的抗日活動,他們將自己的事業與民族救亡聯繫在了一起,他們將自己的生命與民族興亡融合在了一起。

 

三、萬衆一心赴國急――佛教界的各種抗日救亡活動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善權方便爲利他故,于諸性罪少分現行,由是因緣于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謂如菩薩見,爲貪財故欲殺多生,……見是事已,發心思惟……我寧殺彼墮那落迦,終不令其受無間苦……由是因緣于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彌勒菩薩說 玄奘譯《菩薩戒本》

 

【獅子奮迅:戰場救護與直接參戰】  在各地佛教界舉辦的不同形式反日鬥爭中,最有成績的就是僧伽救護隊對傷兵與難民的救助了。

蘆溝橋事變發生,中國佛教會立刻在上海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成立“上海僧侶救護隊”。圓瑛大師被選爲“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僧侶救護隊由宏明法師擔任隊長,隊址設在上海法藏寺內。那時上海集合著全國各地而來的知識僧青年,消息傳出很快就有一百多名僧青年報到參加,救護隊迅速宣告成立。

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上海僧侶救護隊開赴吳淞前線,冒著敵人的槍炮,搶救傷員。在滬戰的三個月中,本著“大無畏、大無我、大慈悲”的精神,這一群僧侶救護兵,英勇地在東戰場上,冒著生命危險往返於瀏行、大場、昆山之間,不分晝夜地辛苦工作。在傷兵外,他們還負責救護租界內被日機炸傷的同胞。在戰火中,他們有的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有的人被敵人炮彈炸傷,造成終身殘廢。他們用自己的鮮血和汗水,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寫下了新的一頁。根據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1938年報告書記載:上海僧侶救護隊在淞滬戰爭中,共救護傷兵及租界難民達8273人。上海的報紙將他們譽爲“英勇僧侶”,外文報紙稱他們爲“戰神之敵”。他們的英勇事迹,深受社會各界的讚美,博得中外輿論的好評。

爲了配合上海僧侶救護隊的工作,中國佛教會還在赫德路覺園內成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至3千多人,並供給全部飲食醫藥。上海尼庵的尼衆,她們自動爲前線戰士縫製征衣,還充當醫院的看護和雜務工,做到了救國不分男女之別。在滬戰後期,僧侶救護隊在楓林橋搶救出3百多名傷兵,各醫院人滿爲患無法收容,上海佛教界齊心協力,馬上成立佛教醫院,聘請醫護人員,募集醫療器材和醫藥用品等,使負傷官兵得到了及時治療,恢復健康後又設法護送他們歸隊,讓他們能繼續爲國殺敵。

上海淪陷後,僧侶救護隊轉移武漢繼續工作,後來又轉移到重慶。隊員萬泉、覺初等十餘人,輾轉到了延安抗大,走上了中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國道路。在重慶的救護隊員,重新組織了“重慶慈雲寺僧侶救護隊”和“重慶市僧侶服務隊”。在日軍轟炸重慶期間,他們往往不待警報解除就冒著敵人的炮火,奔走在長江兩岸,救護受傷難民。他們的卓著成績曾獲國民政府通令嘉獎,還得到了當時政府最高領袖蔣介石的贊許,特別頒給銀質鍍金“青天白日”獎章36枚,以資鼓勵。[27]

於此同時,各地僧俗也紛起仿效,建立起了僧侶救護隊。有文獻可考的有廣州佛教救護隊,湖南南嶽佛道救國會、僧侶抗敵慰勞隊、佛教青年服務團,雲南佛教救護隊,成都佛教僧侶救護隊,鎮江佛學院僧衆宣傳隊,西安僧衆戰地服務團等。

“南嶽佛道救國會”由巨贊法師等人聯合道教徒一起成立,招集青壯年僧侶,舉辦軍事訓練班。參加者身著新式僧裝,接受多門課程學習,集中訓練2個月後,組成了佛教青年服務團和佛教流動工作團兩個組織,分赴長沙、湘潭二地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他們出版宣傳抗日思想的佛教壁報《佛青》,還四處作抗日講演,受到了人們的廣泛歡迎,民衆親切地稱他們爲“和尚兵”。他們曾得到中共領導葉劍英的贊許,連周恩來也爲他們題詞道:“上馬殺敵,下馬學佛”。[28]

最早遭受侵略之害的華北僧俗,救難的熱心不遜於上海,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北平廣化寺、柏林寺等都組織創辦了傷兵醫院,收容傷兵數千人。拈花寺設立了規模宏大的婦孺收容所,先後收容難民數以千計。廣濟寺則組織了救護隊赴前線。此外三時學會,華北佛教居士林也創立醫院,救濟難民,護理傷員。還有天津徐蔚如居士爲了救濟難民耗盡餘力而逝。

印光大師在上海每天登壇說法二小時,將自己所得的香儀和印書款悉數捐到綏遠前線,以至整個寺上的帳上只存百元費用。

棲霞山僧人在南京保衛戰失敗後,將許多官兵挾于難民之中給予保護,掩護的抗日軍民數以萬計,國民黨將領廖耀湘就在其中躲過敵人的搜捕。鎮江焦山寺的僧人將炮臺未來得及撤退的數十名將士掩護在寺內達半年之久,最後終於脫離險境。至於像無錫源修法師那樣,在戰亂之際集資開設收容所,爲數以百計的難民提供食宿、旅資,全國不知有多少!193810月,由阿泰爾率領的印度救護隊曾參觀了漢口佛教正信會所設的婦孺避難收容所,對中國佛教徒所做的工作深表欽敬。[29]

除了戰場救護,有些僧人及寺院還組織難民救濟,甚至直接參加武裝抗戰。抗日戰爭時期,日軍一度佔領了五臺山,金閣寺住持釋含空和尚目睹日軍踐踏文殊聖地,佔據寺廟,劫奪文物,決心衛國衛教,在他的帶領下寺中有不少僧人直接脫下了僧裝,穿起軍裝,參加了八路軍,留寺的僧人組建了“僧人抗日武裝自衛隊”。他們熱烈歡迎並款待八路軍,踴躍認購根據地救國公債,捐獻衣食財物,主動爲抗日部隊提供食宿,站崗放哨,傳送情報,積極配合八路軍反“圍剿”、反“掃蕩”,含空和尚因此受到邊區政府和當地人民的尊敬。[30]

佛教界爲抗戰的勝利付出極大犧牲。湖北當陽玉泉寺僧人眼看宜昌淪陷,日軍企圖攻擊陪都重慶,激于愛國義勇,自覺動員起來爲遊擊隊提供給養,不幸被日軍發覺,竟將該寺老少37人全數捆綁,用機槍掃射打死,還梵燒了這座已有千年歷史的古寺。湖南理妙法師深入敵後刺探情報,慘遭日軍剜眼割耳挖舌,最後剖肚致死。

江蘇宜興龍池山恒海法師,在俗時曾畢業於保安軍校,日軍犯及宜興,他召集僧俗千余人施以軍事訓練,組建遊擊隊,被推舉爲司令,轉戰于江蘇宜興龍池山、張渚、安徽屯溪、廣德及太湖地區,屢挫敵軍凶鋒,不幸於1938年日軍掃蕩太湖馬山時,因糧盡援絕而壯烈犧牲。

江蘇連雲港三元宮遭日軍飛機轟炸,寺僧義憤填膺,聯絡僧俗20餘人,多次伏擊敵寇,日軍氣急敗壞,施行報復,1939年農曆7月圍剿三元宮及所屬寺廟,殺害寧死不屈的住持仁芳法師等五位僧人,還四處焚燒廟宇,致使三元宮及其所屬十三處建築全部化爲灰燼。[31]

194312月,重慶佛教界組織前僧侶救護隊隊員22人,應政府發動遠征軍運輸隊的號召前往印度工作。這些隊員克盡職責,在艱苦的條件裏出色完成各項任務。他們中的印宏、聖亮、光華三人,在國民政府軍攻克密支那一戰中,不幸犧牲在炮火中,他們爲爭取民族的獨立灑下了最後一滴鮮血。

 

【慈悲喜舍:舉辦法會與進行宣傳】  早在19358月,北平僧俗就舉辦了大規模的盂蘭盆法會,誦經追悼華北抗戰中的陣亡將士。上海湖北、山西、陝西等地佛教徒呼應北平,在當地也舉辦類似法會。19365月,上海佛教界舉辦護國息災法會,76歲高齡的印光大師應邀出主,首倡獻金救災護國之舉。翌年1月,上海又舉辦了護國和平法會。193710月,重慶佛學社啓建護國息災法會,由能海上師主壇修法。次年,湖南各大寺院紛紛舉辦護國法會,湖北漢口佛教正信會也舉辦“七·七”周年法會,國民政府還舉辦了由太虛大師主壇追薦九世班禪的法會,以利團結。19393月,戴傳賢、屈映光等發起在重慶二次啓建護國息災法會,請藏傳佛教大師貢噶主壇,追悼陣亡將士,死難同胞。194211月,虛雲和尚應各界邀請,在重慶主修的第三次護國息災法會,蔚爲一時之盛。

支援抗戰,中國佛教界還鼓勵信衆捐款捐物,支援前線。五臺山的僧俗人士非常支援八路軍的抗日活動。1938年未,菩薩頂範圍的寺院捐款1萬元,顯通寺範圍的寺院捐款2萬元,鎮海寺範圍的寺院捐款2600元,全部用於八路軍的抗日費用。廣東南華寺的僧人在虛雲和尚的領導下,爲支援抗戰,每天禮懺2小時,爲前線官兵祈福消災。寺內每人每天減省晚飯一餐,將省下的飯糧捐給抗日事業。廣州淪陷後,虛雲和尚集資20余萬元賑濟款。江蘇各大寺院如鎮江金、焦二山,常州天寧寺,句容寶華山隆昌寺等都承擔了鉅額救國公債。甘肅酒泉、安西、敦煌等七縣佛教聯合發起了捐獻“佛教號”飛機運動,獲得大後方佛教徒熱烈回應。

中國佛教徒還有提倡護生思想來祈禱停止戰爭的人,如豐子愷繪《護生畫集》。他指出,此畫要旨就是勸人愛惜生命,戒除殘殺,由此而長養仁愛,呼喚和平。

各地寺院陸續舉辦的各類法會,對於號召廣大民衆出資出力,對於安撫追悼死難將士同胞和鼓勵他們的家屬化悲痛爲力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戰場上展開救護工作的同時,佛教界還充分利用自身的長處大規模開展抗戰宣傳活動。如《海潮音》以二十年佛教月刊的權威,集中了大量佛教緇素學者抗戰救國的言論精華,這些言論在堅定國內佛教徒的勇氣,喚起國際佛教徒的同情上發揮了巨大作用。另外,上海淪陷前的《佛教日報》、廣州的《金卍字》、漢口的《正信》周刊、重慶與成都等地的《佛化新聞》、香港的《覺音》雜誌、浙江的《人間佛教》、成都的《佛化評論》、桂林的《獅子吼》、仰光的《耕荒》月刊、陝西的《覺報》雙周刊等,都在抗戰的宣傳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反宣傳是針對敵人在國際上的僞詐宣傳進行的反擊。反宣傳除太虛大師爲首的國際“佛教訪問團”外,還有樂觀法師等組織的“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爲了破除日軍的僞宣傳,繼太虛大師南亞之行以後,原僧侶救護隊的樂觀、曼林、覺華等,又組織了“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再次前往東南的佛教國家宣傳抗日。宣傳隊到達緬甸後,一面訪問著名高僧,聯絡佛教人士,一面進行文字宣傳工作。他們將敵機轟炸我國佛教寺廟,屠殺我國無辜人民的照片,製成銅版,以中、英、緬三種文字說明,印刷了一個特刊散發各地,揭露日本侵略者口是心非的罪行。他們的宣傳得到了強烈的回應,許多國際人士對日本軍國主義深感憤慨。這次宣傳産生了很大力量,也收到很好效果。

在許多人的眼裏,僧人是“形若槁木,心如死灰”的一類人;佛教是不知人間冷暖,不對社會關心,更不管什麽國家興亡的宗教,其實這是一種偏見。學佛人雖然以追求智慧解脫爲第一要務,可也絕非一心只修聖賢行,兩耳不聞窗外事,他們除了“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的終極追求外,還對世間衆生的興衰苦樂感同身受般關懷,在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危機時,他們也會奮不顧身奔走呼號,乃至獻出寶貴的生命。抗日戰爭之中佛教界的表現,以實事讓人們看到了佛教與學佛人光輝的另一面形象。

 

 

四、和平永駐不相離――牢記戰爭的意義與目的

  

精禽銜石海成桑,兄弟怡怡樂兩邦。

好爲和平常住世,平風平浪太平洋。

――趙朴初

 

佛教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宗教,中國佛教更是有著愛好和平的悠久歷史傳統。今天,我們在這裏揭露日軍侵華的暴行,重溫中國佛教界抗戰的功勳,不是爲了懷怨報復,更不是出於狹隘民族主義的排外立場,而是爲了實事求是地對日軍侵華歷史和中國佛教界參與全民抗戰進行客觀回顧。

親自參與了戰爭與屠殺的東史朗說:“戰場斷不是什麽美好場景的泛濫。戰爭本身就是醜惡,憑什麽把它描繪成一連串的美好事物呢?” [32]相信這是他的真實感慨。古人常說:歷史是一面鏡子,以史爲鑒可以知興衰。二戰的美國將軍卡洛斯·羅慕洛說:“忽視歷史的人,很容易成爲歷史的受害者。”牢記歷史,就是爲了避免重蹈覆轍;回顧歷史,就是爲了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日本與中國已有近兩千年的友好發展歷史,在這漫長歲月裏,兩國人民先後曾互相取鑒,互相學習,形成文化上難以割捨的“兄弟鄰邦”,兩國的佛教也有一千多年的交往歷史。至少,根據已知的記載,早在南北朝的梁時就已有中國佛教徒在日本傳播佛法,而且日本僧尼的開始也正是由於中國佛教徒的度化之功。而到了中國的隋朝時,日本的聖德太子就開始向中國派遣留學僧,唐代最鼎盛時,一個遣唐使團就多達幾百人。在中國留學的日本僧俗子弟自隋朝至當代一直延綿不斷。入日佛教徒與日本留學生在傳播佛法之外,也帶回了中國的文化。日本的文字就是在華留學僧空海等據漢字改造而成。日本佛教主要的宗派幾乎都是從中國傳入,而且有些還直接由入日弘化的中國高僧所開創,如日本律宗就是由歷經十年、六番渡海方才成功的揚州大明寺鑒真大師所創,大師至今被日本人民尊稱爲日本的文化祖師。日本在吸收融合中國佛教文化的同時,也曾反哺過中國佛教,近代的楊文會居士搜刻佛經,日本的南條文雄就大力協助,使許多在中國已經失傳的珍貴經典再度回到故國懷抱,帶動了中國佛教文化與研究的發展。

所以,從總的方面來說,中日兩國友好交往的時間長,敵對不睳的時間短。我們所謂回顧歷史,既不能忘記日本侵華的慘痛歷史,也不能忽視了中日友好的長期歷史。

其實,即便在戰時日本人也並非都贊同對中國的侵略。昭和十二年(1937),日本佛教真宗大穀派明泉寺住持升中彰元曾說:“戰爭是罪惡,支那事變是侵略戰爭。”他認爲:“戰爭是罪惡,同時也是人類的敵人,所以應該停止。” [33]日本爲推行法西斯戰爭而將日本天皇和國家神道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日本創價教育會會長牧口常三郎堅決拒絕參拜神社和接受神劄,他在戰爭正酣之際發表文章猛烈批判軍國主義。本道教團的大西愛治郎在《告憂國之士》的教義宣傳中警告法西斯分子:“天皇軍隊侵略中國大陸只憑藉天佑神助的迷信,其後果必然在泥沼中越陷越深”;“這場戰爭違背神意不會取得勝利。”所以他禁止教徒入伍參戰和爲戰爭服務[34]。類似的人物和事迹還有不少,大多數日本人民也是厭惡戰爭的。但是在軍國主義猖獗的年代,反戰就會遭到逮捕和鎮壓,牧口常三郎等許多人爲此死於獄中。他們的努力和犧牲,中國人民乃至日本人民都不會忘記!

戰後,日本佛教界更是努力推動日中兩國的友好往來。他們在日本國內率先反省戰時的過錯,呼籲組織日中“永不再戰”的宣誓鑒名,收集在日中國勞工遺骨回歸祖國,舉行鑒真大師法像歸國探親活動,甚至回應趙朴初老居士的建議,與中國韓國一道共同籌建了中日韓三國佛教“黃金紐帶”。這在右冀勢力橫行的日本,實在是難行能行的可貴之舉。

中日兩國現在的狀況,癥結就在於一些人不肯承認戰爭,不願低頭認錯。聖人孔子說:“過則勿憚改。”人不怕犯錯誤,就怕犯錯誤而不知悔改。如果一個國家領導人,一面去膜拜手上沾滿累累鮮血的戰犯的牌位,一面說自己愛好和平,試問有誰會相信呢?如果一面說悔改過錯,一面卻刪除教科書中有關戰爭與屠殺的內容、試問有誰會接受這種虛僞的道歉呢?國際友人早就指出:“發動侵略戰爭向來是日本統治階級對付國內不滿意情緒採取的辦法。” [35]一個不肯正視歷史的政府,誰敢保證哪一天不會再度尋找藉口捲土重來?當一些人叫囂著中國人器量太小、總是揪著歷史辮子不放的時候,不知他們是否理解中國人民的痛楚與擔憂!

曾任日中佛教懇話會會長的道端良秀先生認爲,日本侵華的罪過,是日本人背負的永恒的罪孽。他說:“要讓大家知曉,事實就是事實,檢討和懺悔過去,然後才能真正推進友好,而這還要看中國方面是否能夠原諒我們。我方進行懺悔的檢討,確實信守諾言不第二次發動可怕的戰爭,如此才能建立真正的友好。爲了同鄰居友好相處,任何時候都必須真心實意,決不能虛情假意。” [36]

佛教認爲,因果不爽,業報不虛,人造作了惡業而不知悔改,就會自作自受,墮落惡道,受諸無量無盡之苦報,就如《寶積經》所說:“假使經百劫,所作業,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只有虔誠悔過,才能消除惡業;只有懺去業障,才能得到安樂。無惡安樂,才能生髮無量功德,才能成就無上佛道,就像《金光明經》中說:“等法,所生功德,爲無有上:能壞諸苦,盡不善業;一切種智,而爲根本;無量功德,之所莊嚴;滅除諸苦,與無量樂。”如果錯了不知悔改,只能如《梵網經》所說:“不罪益深”,而造作了惡業還想盡一切方法去遮掩,去覆藏,那麽誰也無法來拯救他了。一個人真誠清淨就可以獲得他人的信任,一個民族真誠清淨就可以獲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孟子說:“人必自侮而後人辱之”,當一個民族總是遭到世界其他民族指責的時候,他是有必要深刻地反省一下自己的言行與思想,是否確有什麽不妥之處。但願日本人民中像道端良秀先生一樣深明大義的人都能夠認事實、講真話!

中日兩國人民“一衣帶水”,中日兩國佛教“同根同源”,在過去的歷史中,兩國佛教界長期友好交流,爲兩國人民的和平相處作出了不少貢獻。衆生樂我則喜,衆生苦我則憂,這是大乘菩薩的情懷;世間和平則佛教喜,世間苦難則佛教憂,這是大乘佛教的世間精神。同爲大乘佛教的中日兩國佛教,應當爲中日兩國人民的和平與幸福再接再厲,鞠躬盡瘁,奉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趙朴初老人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志喜》詞中祝願:“太平洋常護太平花,好相扶不許誰稱霸。”六十年一甲子,我們不願怨怨相報無了期,更不願悲慘的歷史重演,我們在這裏憶念先德,回顧歷史,就是爲了中日兩國人民能夠世代友好,和平相處。就讓我們在此祈禱:願世界遠離戰爭!願和平地久天長!願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能爲世界與人類的和平幸福攜手共進!

 

2005-4-13

 

主要參考文獻

1、樂觀《奮迅集-僧侶抗戰工作史》,上海護國禪院1943年發行。

2、國家教委社科司組編《中國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6月版。

3、于淩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9月版。

4、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86冊《民國佛教》,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5、江燦騰《明清民國佛教思想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6、《抗日戰爭初期佛教徒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史料選》上、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民國檔案》1996年第34期。

7、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第三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7月版。

8、《太虛大師全書》第15編第48冊〈時論〉,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印行。

9、〔日〕東史郎著《東史郎日記》,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3月版。

10、〔德〕拉貝《拉貝日記》,江蘇人民出版社發行。

11、〔澳〕哈羅德·約翰·廷珀利著,馬慶平等譯《侵華日軍暴行錄》,新華出版社19863月版。

12、〔美〕明妮·魏特林著《魏特林日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10月版。

13、〔美〕張純如著,馬志行等譯《南京大屠殺》,東方出版社20056月。

14、鄧子美《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4月版。

15、李少兵《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佛教界抗敵思想研究》,《史學月刊》2000年第4期。

16、何勁松《近代東亞佛教-以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爲線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4月。

 

 

中國佛學院·體恒法師



[1] 〔澳〕哈罗德·约翰·廷珀利著,马庆平等译《侵华日军暴行录》第70页,新华出版社19863月版。

[2] 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中国革命史》第22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6月版。

[3] 蒋赞初著《南京史话》,下册123页,南京出版社19958月版。

[4] 〔美〕明妮·魏特林著《魏特林日记》39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0月版。

[5] 真华法师的《参学琐记》记录有这一段时间僧人逃亡的写照,而《魏特林日记》555页则记载有僧人露尸荒野的实事。

[6]1939年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第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7月再版。

[7] 前揭《侵华日军暴行录》第8页,75页。

[8] 见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第9293页。

[9]见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第98页。

[10] 《拉贝日记》、《魏特林日记》,乃至《东史郎日记》等书都记载有大量日军侵华性犯罪的实事,这些都是铁的证据。《侵华日军暴行录》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则有详细和分类的记录。

[11] 前揭《中国革命史》第264页。

[12]前揭《中国革命史》第221页。

[13] 见何颈松著《近代东亚佛教-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第二、五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月版。

[14] 如为了日军进攻上海寻找借口,1932118日,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和女特务川岛芳子唆使日莲宗和尚无崎启升、水上秀雄等五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名,到上海双阳路三友实业社门前挑衅,酿成流血事件嫁祸中方。而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之事,更是屡见不鲜。福田隆化装成朝圣者于19401月抵达塔尔寺,返回张家口后向参谋本部提供了详细的报告。194011月,“华北交通”的牧野秀之进,装扮成喇嘛,穿越腾格里沙漠至青海侦察后返回北平。甚至还有日本人化装成为喇嘛混进西藏,探听我情报。

[15] 前揭《侵华日军暴行录》第137页。

[16] 《中国危机之救济》,见《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五编第48册,34页。

[17] 太虚《佛教和平国际的提议》,见《人海灯》第4卷第5期,193751日。

[18] 天慧《美记者访问佛教领袖记》,海潮音第26卷第5期,194551日。

[19]《致日本佛教徒电》,见《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五编48册,327页。

[20] 上两事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27章〈佛教对抗战护国之贡献〉,台湾中华佛教文化錧民国639月印行。

[21] 见《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五编48册〈时论〉。

[22] 见《抗日战争初期佛教徒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史料选》上,《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中国二历史档案馆发行。

[23] 《弘一大师永怀录》251页,转引于真禅《纪念弘一大师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载《法音》1991年第1期。

[24] 见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251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25] 见汪东林整理,赵朴初述《炸弹震惊大世界 难民夜闯上海滩-“八·一三”淞沪抗战收容难民的一幕》,载198589日《人民政协报》,又见《法音》85年第6期。

[26] 繁辉《我们是一支降魔生力军》,《海潮音文库》第26卷第2期。

[27] 有关僧侣救护队的内容可以参考乐观《奋迅集-僧侣抗战工作史》,上海护国禅院1943年印行;又:乐观《佛教在抗战期间的表现》,载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86册《民国佛教》,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28] 见明真《关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回忆》,载《法音》1990年第7期。

[29]见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第44〈救死护生:僧俗参与抗战面面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月版。

[30] 以上事例见吕更美《爱国抗日的高僧-含空和尚》,载《五台山研究》1997年第3期。

[31] 以上事例见前揭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27章〈佛教对抗战护国之贡献〉。

[32] 东史郎著《东史郎日记》第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3月版。

[33] 见中浓教笃编《战时下的佛教》324页,转引自何颈松著《近代东亚佛教-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158页。

[34] 见杨曾文《日本近代佛教史》17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3月版。

[35] 前揭《侵华日军暴行录》第142页。

[36] 道端良秀著,徐明译《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第178页,商务印书馆1992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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