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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要從“熟人慈善”走向“公民慈善”
发布时间: 2006/3/5 19:14:35 被阅览数: 3004 次 来源: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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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動機

   最近,民政部部長李學舉在中華慈善大會上表示,中國每年有近6000萬以上的災民需要救濟,有2200多萬城市低收入人口僅以最低生活保障過活,有7500多萬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還有6000萬殘疾人和1.460歲以上的老人需要社會提供幫助。

  由這些令人深為感觸的數字,可以明顯感覺到,中國的慈善事業,僅靠政府的力量,還很不夠。而要建立全民參與的現代慈善網路,需要走的路還很長。與此同時,慈善立法的社會基礎問題、現代慈善走向全民化問題、提高慈善組織的公信力問題、稅收和募捐的關係問題等,受到了公眾的關注。

   而事實上,要求解這些問題,已不僅僅是專家學者的事情,它還需要公眾一起思考,一起行動。

   慈善立法社會基礎深厚

   新京報:由民政部、中華慈善總會共同舉辦的首屆“中華慈善大會”剛剛結束。十多年來,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並不理想,但有關慈善事業及其立法,公眾卻非常關注。這是什麼原因?

   楊團:中國慈善事業真正被世人關注,是由於一些重大事件,比如1998年的水災、2003年的非典,這些突發性事件激發了國人的慈善心。慈善事業開始關注不夠,並不是老百姓沒有愛心,而是社會輿論和政府政策關注不夠。以前我剛在中華慈善總會工作時,慈善還被視為灰色的、甚至是錯誤的東西。因此,我們當時都是在默默地做。這次中華慈善大會發出了一個信號,可以大力公開推動慈善事業了。

   鄧國勝:從大的背景看,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很快,人們創造財富的欲望被激發出來了,社會財富越來越多,但同時貧富懸殊問題也出來了。市場在這個問題上是失靈的,它不會為那些購買不起服務的人埋單。在社會矛盾面前,慈善問題也因此而凸顯。

   王來柱:我們國家正在向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邁進。

   在經濟形態上已經進入了工業文明;在社會形態上,我們在建構和諧社會。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遵循優勝劣汰的規則,它在產生利潤的同時,也在產出社會問題。而要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市場經濟就失靈了。靠誰解決呢?一靠政府,就是社會救助;二靠社會,就是慈善事業。二者好比手掌、手背的關係,缺了哪一面都不行。怎麼能使政府和社會都到位呢?用法律。

   新京報:有關慈善立法,民政部前期工作進展如何?

   王來柱:自從民政部和中華慈善總會確定召開“中華慈善大會”以來,很多朋友向我們瞭解慈善事業促進法的立法進程、需要調整的內容以及相關細節,我們一直堅持只做不說。從立法權限上來說,作為一個起草部門的工作人員,除非上級授權,無權透露其中的細節和進展情況。

   但自從考慮慈善立法以來,從方方面面得到的資訊都是積極、令人興奮和激動的。

   儘管慈善立法在我們國家還是一個嶄新課題,在我們向上級有關部門彙報這一初步考慮時,得到了大力支持。上級有關部門認為,立法促進慈善事業發展,是為老百姓辦實事、好事、善事的舉措,希望我們抓緊論證,做好、做實基礎工作,提出有真知灼見的立項報告。同時,也給了我們具體的指導,比如共同研究與已經頒佈的社會公益事業、慈善事業相關法律的銜接問題。

   學術界的朋友聽說我們在收集慈善立法方面的資料,主動提供線索,義務貢獻自己的智慧,義務翻譯國外慈善法和慈善相關法。目前我們已經整理了党和國家領導人論慈善、現行慈善事業、公益事業法律法規、部門規章、慈善立法的國內專家諮詢報告;翻譯整理了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慈善法、國際慈善立法的研究論文共約五百萬字。

   現代慈善要走向全民化

   新京報:對2005大陸慈善家排行榜,你有何評價?我國的慈善立法,又該如何考慮建立合理的捐助結構?

   鄧國勝:排行榜有它有利的方面,會達到一種激勵的示範效應。但應該避免的是,慈善不僅是富人的事,也需要平民來做,是公共參與的問題。

   現在,企業捐贈越來越多,而個人捐贈比例越來越小。而從世界普遍潮流來看,慈善事業的主要來源應該是公眾個人的小額捐贈。慈善本身的價值和意義並不在於那點兒錢,它的本質在於其理念和道德教育,就是為所有有愛心的人,提供一個奉獻的平臺和機會。這才是慈善的真諦。

   王來柱:現代慈善主體是全民化的,它從熟人慈善走向公民慈善。在傳統農業社會裏,以血緣家庭式農業生產方式為主導,親戚相幫,鄰里相幫,基本上是親戚幫親戚,熟人幫熟人。工業社會和城市化以後,大家到城裏來了,一村一族人在一塊土地上相依為命幾十年、甚至是幾輩子的情況不存在了。大家來自五湖四海,並且隨時有可能搬走。這時候的慈善就面向所有公民了。慈善家、慈善工作者來自方方面面,受益物件也是所有應該援助的人。比如我有一筆錢要捐給盲人做複明手術,所有符合要求的人都可以享受這一慈善專案,而不管是否認識和是否是親戚。

   現代慈善要求逐步變成大眾生活方式,就像每天渴了要喝水,餓了要吃飯一樣,是生活的一部分,現代慈善走入每個家庭、每個人。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因為工業文明和城市化,高度競爭、集約生產等,把大家推到一個“生命共同體”的船上。大老闆、技術人才並不比普通人安全,破產和結構性失業像幽靈一樣纏繞著他們。理智而可行的辦法是我有能力時幫人人,我遇災難時人人幫。當然這種意識要成為大眾共識,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楊團:企業捐款還是不少的,而且是利他性的,未考慮是否跟自身利益相聯繫。國際上的一些大公司也是發展穩定以後,才開始做慈善,中國的許多企業還沒有發展到這個階段。其實,在目前這樣的經濟條件下,中國民眾的捐款行為已經很不錯了。民眾的愛心要加以保護,比如他看到什麼事情做得不好,沒有產生效益,或者看到慈善機構的問題,他可能就不樂意再捐了。因此,需要有機制讓他們的愛心落到實處。

   健全評估機構提高慈善公信力

   新京報:十多年來,中國的慈善組織被人稱為“長不大的孩子”,你覺得怎樣才能更好地評估其公信力,並且進一步提高這種公信力?

   鄧國勝:對慈善組織的評估,最好由獨立的第三方來做,這是最理想的模式。但目前中國做不到,因為我們還沒有一家獨立的評估機構。我建議由政府埋單,政府從制度上促進民間組織的公開透明性,然後再慢慢過渡,一下子就想出現獨立評估機構很難。民政部也在做這個事情,組成了一個專門的慈善組織評估課題小組。

   但因為慈善組織本身有成本,所以有時候它不願公開出來,這是個認知問題。慈善組織需要花錢找專業人員提高效率,不是簡單地把你捐的錢直接給受贈者。比如說,你捐的100塊錢中的30塊錢作為我的工資,你樂意嗎?現在,我們還沒有這個觀念,而國外的人們覺得這很正常。

   國外慈善組織的公信力高,是因為它有一個好的治理結構,還因為一些有公信力的人願意奉獻;當然,他也會願意去監督。中國現在不易找到又有專業知識,又願意奉獻的人。這不是僅靠制度能解決的。

   在國外,理事會的監督作用很大,但在中國可能沒人願意做理事,或者只願意掛名而不願做實事。因為做理事沒錢。

   楊團:最難的方面,是中國文化和人心既有顯性的一面,也有隱性的一面。西方人透明的行為與透明的思想和理念,是連在一起的。中國的禮儀文化教導人們,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掏一片心。文化深層的改變非常困難。

   現在,民間組織已經不少了,但誰做得好,誰做得壞,民眾不知道。民政部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相信對它們的評估以後會加強起來。評估不僅要有政府的評估,有實力的基金會和民間組織也應該支援這種評估的發展。另外,新聞的監督也非常重要,監督和幫助民間組織成長。

   王來柱:現代慈善規制要法制化。比如我想做一名義工,我到慈善組織去報名,應該首先簽合同,約定工作時間、服務質量和午餐、交通費用、保險等事宜,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種法律行為。同時,開始依法對慈善行為引導,比如說有些國家高中生入大學必須提供三個東西:一是學科成績,二是老師推薦信,三是慈善義工的記錄。高中畢業生必須在政府承認的、有法律地位的慈善機構從事一線義務工作四十個小時以上,服務數量和質量要有服務對象的簽名認定。

   可能有的同學會說:慈善不是自願的嗎?我有不自願的權利。沒錯,不做不犯法。但是,大學也有自主招生權力,規定不招沒有義工記錄的申請者同樣不犯法。不同的大學能共同做到這一點,是因為它們有一個共同的辦學理念:培養有社會責任心的未來公民。對一個連起碼的善心都沒有的人,大學還能指望他幹什麼呢?

   稅收和募捐的關係不是最大

   新京報:有人認為,慈善事業的發展跟遺產稅有關;另外,還有一個為慈善捐款減免稅的問題。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突破,是否也有待於稅收制度改革?

   鄧國勝:慈善事業的發展跟遺產稅之間,應該有一些關係,但不會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密切。美國的慈善事業在遺產法實施之前,就已經很發達了,我們現在沒有實行遺產稅,但慈善也在一步步發展起來。所以,不要過於迷信徵收遺產稅。我們的稅收減免政策已經很優惠了,在很多領域是百分之百全額免稅,如對農村義務教育、養老機構的捐贈,但也沒有因此獲得更多的錢。

   現在,很多人對周圍社區生活是不願參與的,覺得那是國家的責任。比如環保和社區安全,人們都認為是公共問題而不願參與。國家要解決所有問題,必然需要更多的稅收,而過高的稅率則會抑制公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如果既能維持其積極性,又讓公民拿來一部分做慈善,這是最理想的。

   楊團:稅收和募捐的關係不是最大,西方人在稅收優惠上不如我們。其實,是稅收減免的繁文縟節阻擋了捐贈,超過了實現稅收優惠的機會成本。

   新京報:那麼,你認為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我們是否會依然面臨一些困難?

   鄧國勝:這顯示出部門利益和部門壓力問題。稅務部門的任務是完成稅收額度,它怕免了之後任務完成得比較難;另外,中國現在還是一個信用體系尚不健全的社會,會不會因為減免稅而出現大量的偷稅漏稅呢?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政府也擔心,一旦放開就沒法監控。

   此外,有些東西還推不動,有些問題本身就很矛盾。

   比如雙重管理導致很多慈善組織沒法登記註冊,民政部門其實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若真放開,必然也會遇到很大壓力。因此這不是政府一方面的問題,而是社會要共同參與。

   楊團:我參與起草過公益事業捐贈法,它就缺少有關募捐的章節。對它的修改,會使各非盈利組織在地位上更平等。

   發展慈善事業需要多方推動

   新京報:對中國未來慈善事業的發展,你還有什麼建議?在立法的制度創新上,還有哪些需要花力氣做?

   楊團:我國慈善事業推動的主力軍,現在是以政府為主導,但慈善更應該是民間慈善。政府的作用更應該是幫助、法律支持、監管,不能越俎代庖。這樣發展下去,會成為民間慈善發展的阻力。這其實是個最大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就應把思想包袱放下,不能因為民間組織做事效率不高,就要代替它。政府應該幫助和扶持民間組織成長,而不能代替它成長。

   將民間組織發展到擁有主流地位,它將會很容易吸引優秀人才,如果只是認可其“拾遺補闕”的地位,人們還是會覺得它是非主流的,不願意進來。另外,很多的社會服務能否交給民間組織來做,由政府購買這些服務?因為民間組織只能“有為”,才能“有位”。民間組織其實可以參與更多的公共事務,但有些問題不是民間組織自己就能做的,它需要社會特別是政府的幫助,政府的著力點應該在這一點上。

   王來柱:慈善立法,核心是制度創新。制度怎麼創新呢?靠實踐。所以,真正為慈善立法的,歸根結底還是公眾。

   公眾需要慈善法,它才立得出來;公眾踐行慈善法,它才戳得住。慈善立法,人人有責。

   在走向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的道路上,慈善不可或缺,它是市場經濟體制下和諧社會的必備要素,是激烈競爭中溫暖人心的仁德良藥,是第三次分配的公民空間,是工業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它高擎的是大眾良心,建構的是社會資本。政府織一張社會救助的網,公民織一張慈善援助的網,大家都伸一把手,我們的社會才會越來越和諧。

   鄧國勝:我想說的是,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政府、社會和媒體共同推動。這幾年來,中國慈善事業之所以有一些發展,是因為媒體對這方面的報導多了。政府主要解決制度問題,媒體解決宣傳問題。

   媒體在公眾教育方面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而且,提高了公眾的認知之後,政府也會有壓力和動力。因此,眼光不要只放在制度上,只有讓人們有了認知,才會形成共鳴,並使得好多東西順其自然地解決。

 

  ■鏈結

   “我向中華慈善總會捐出500元錢,隨後申請減稅的手續竟然多達10道!”1117日,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在一場新聞發佈會上告訴媒體自己親身經歷的一件事情。

   ———《新京報》1118

 

  民政部和中華慈善總會共同舉辦的中華慈善大會今天在北京隆重召開。受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委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出席大會。大會公佈了第一部《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指導綱要(2006-2010)》(以下簡稱《綱要》),旨在開創中國慈善事業的新局面。

   ———新華社1120日電

 

  中國的慈善事業還處在起步階段。2002年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人均捐款只有0.92元人民幣,共計10多億,大約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萬分之一。

   ———新華社1121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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