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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後裔,幫教戒毒13年
发布时间: 2006/3/5 18:28:56 被阅览数: 3150 次 来源: 《南風窗》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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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吸毒10年的莊媛雖然兩眼無神、瘦骨如柴,但她畢竟剛剛29歲,臉上仍然保留著青春的底色。現在她唯一的心願就是死後當厲鬼,咬死誘她吸毒的人。8月15日夜裏,她獨自一人跌跌撞撞走在福州市倉山洋洽通往一個火葬場的路上。
      “文大姐,我真的想死,我不想戒毒了。”她對著電話絕望哭泣,此前,她曾自殺3次。
      電話那頭的文大姐即刻沖出家門,攔了一輛計程車十萬火急地趕到了火葬場。莊媛欲哭無淚,只是緊緊地抱著眼前的大姐,不停地說:“你是我真正的親人。”
      莊媛心目中的親人名叫文國英,是福建省檢察院的一名普通檢察幹部,也是遠近聞名的中國禁毒志願者。莊媛正是她的幫教物件之一。
      今年47歲的文國英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後裔。這位忠良之後,從小就崇拜禁毒先驅林則徐。1980年,她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廣西司法廳工作。一天,她翻閱內參,被雲南某州的氾濫毒情所震驚,開始關注禁毒。1992年,調入福建省檢察院工作的她,覺得“能在林則徐的故鄉從事禁毒幫教,那才是我最樂意做的事”。她放棄了出國深造和到北京工作的機會,在福州矢志禁毒。
      從1992年開始,她四處奔走呼籲禁毒。她到十幾所大中專院校作禁毒報告,聯絡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和林則徐基金會,在全國20多個城市舉辦禁毒展覽。她創辦青少年禁毒基地、呼籲儘快完善禁毒立法等,已經引起了中央和省市有關部門的重視,許多建議已經變成現實。
      文國英為自己的成功感到寬慰,但她也為這份“拯救靈魂”的事業,嘗盡了甜酸苦辣。
      甜
      記者去見文國英的時候,她正抱著兩個大西瓜要去看她的一個幫教物件。
      文國英幫教戒毒的最大收穫,莫過於其“文式戒毒模式”引發了國內專家的關注和認可。這種戒毒模式的核心,就是“把戒毒者的苦難看成自己的苦難”。文國英說:“毒癮之所以難戒,關鍵是心癮難除,心癮還須心來治,我們不會拋棄這些人,主動去接觸她們,關心她們,用一顆善良之心去幫助她們。”
      文國英把幫教的重點放在女性身上,一是因為女性比較脆弱,容易受傷害;二是因為大多數女性將來要做母親,關係到下一代的健康;三是因為女性比較容易傳染愛滋病;四是因為女性意志比男性薄弱,不易戒毒。
      戒毒是世界性的難題。據國家禁毒委的統計,目前我國有79.1萬人吸毒,其中35歲以下的青少年占70%。去年共強制戒毒27.3萬人次,勞教戒毒6.8萬人。殘酷的現實是,吸毒者走出戒毒所之後,複吸率幾乎是有增無減。
      然而受文國英全程幫教的吸毒者,有一半人達到或接近聯合國設立的脫毒標準(3年半),半年未複吸的超過90%,其中有4人考上大學,有3人出國工作。她用愛心感動了“有毒世界”,十幾年來,她用業餘時間自費幫助了40多菊擼傭究呃鎩按被亓思甘舊倥?BR>    文國英告知記者,社會禁毒一般包括四個完整的環節:禁止制毒、打擊販毒、反對吸毒和救助吸毒者。如果說前兩個環節較多地表現為政府強制性,那麼後兩個環節則更多地表現為社會勸導性。統計資料顯示,相當多的吸毒者染上毒癮,是由於失意、無知、彷徨等心理造成。當他們接受完強制戒毒後,回到原先生活的環境,社會歧視事實上是加劇而不是減弱,讓這些“迷途羔羊”很難找到一條回歸社會的路,這是導致複吸率高的根本原因。
      成功的戒毒幫教,不僅需要為戒毒者掃除重新做人的障礙,給戒毒者提供再生的希望和信心,同時也需要幫教者用無私的奉獻給她們的靈魂提供支撐的力量。文國英坦言,愛心是她幫教成功的關鍵。
      “在具體的幫教過程中,我最需要得到吸毒者家庭的配合,在親情的滋養和家庭相對獨立的環境下,吸毒者一般都能比較順利地度過最易複吸的最初階段。這其中我會對其進行全程跟蹤監督和心理輔導,比如通信和電話,時刻注意他們的各種變化,以便採取措施。但是有很多吸毒者的家庭不願意再接納他們,更不想配合,這種情況最為棘手。我只好想盡辦法幫助吸毒者找工作,並儘量滿足他們一切正常的生活需要。”
      讓文國英沒有想到的是,她的幫教戒毒模式還與溫家寶總理的囑託聯繫到一起。
      去年6月10日,溫家寶總理到武漢市強制戒毒所看望戒毒人員,與8名戒毒人員親切交談。當得知其中一名青年年僅21歲時,總理的眼睛濕潤了。他希望戒毒人員第一想想國家、第二想想父母、第三想想自己的前途。他叮囑醫護人員,要對戒毒人員實行人文關懷,幫助他們走上新生道路。
      總理走後,戒毒所將8名戒毒對象的戒毒工作作為一項政治任務,建立幫教檔案,並派人與文國英聯繫,希望這位全國幫教明星出面幫忙。
      她重點幫教了一名叫何豔的吸毒女,與她同吃、同勞動,交流情感,相互尊重,鼓勵她增強自信心、責任感,做一個健康的正常人。
      回到福建之後,文國英與何豔保持著“熱線聯繫”,一年後,何豔戒除毒癮,回到社會,她們在幫教過程中成為“忘年交”。
      文國英的“愛心行動”甚至在世界婦女大會上得到褒獎。10年前,她作為世婦會的代表,在會議期間舉辦的“婦女與法律”論壇上,就反毒品的論題發表了演講,引起聯合國相關部門的注意,並被大會組委會嘉獎。國家婦聯一位領導當即表揚文國英“為中國政府爭光,為中國婦女爭光,為中國女檢察官爭光”。
      受文國英的影響,其女兒林文同樣熱心戒毒。1999年,她就成為中國年紀最小的戒毒志願者。在文國英的幫教過程中,林文都參與其中,她的心願是要當聯合國的禁毒大使。
      酸
      文國英的頭上戴著光環,心裏卻有酸楚。
      談及丈夫是不是支持她的工作,文國英的眼淚奪眶而出。與女兒相反,十幾年來,丈夫常常抱怨文國英一門心思幫助吸毒者,卻把自己累垮了,不懂吃穿,生活毫無質量。夫妻倆為此吵鬧不斷,“要不是為了女兒,我們早就離婚了。”
      文國英甚至用“冷酷”來形容丈夫對家庭的態度。她說,很長一段時間,丈夫半年不回家,一分錢也不給家裏,也不過問女兒的成長。言此,文國英的情緒有些失控,抽泣得連身子都在哆嗦。“有一回,我們吵得實在厲害,他的打擊讓我心灰意冷,我就給女兒留了封遺書。”
      文國英在遺書中寫道:毛毛啊,如果有一天媽媽不在了,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長大以後要告訴社會,你媽媽是為了禁毒而死的。我的骨灰要分成兩半,一半灑在林則徐祠前面的草地上,另一半埋在北京文天祥祠裏的那棵大棗樹下。
      文國英毫不猶豫地認定女兒是她的心靈牧師,她說,每回自己支撐不下去的時候,都是女兒與她談心,幫她度過難關。但在採訪快要結束的時候,文國英很是動情地說:“共同經歷了那麼多事情,丈夫已經開始轉變,現在也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對女兒也關心了。”
      文國英對弟弟也有負疚之感。“他一直都在無償地支持我,借給我3萬多元用於戒毒,使他40多歲才結婚,還是女方倒追他的。記得有一次,在北京舉行文氏族親大會,為了省錢,他坐火車往返福州都是買硬座,吃盒飯。”
      文國英的心酸,還來自她的一些幫教物件,在接觸新的物件時,對方往往會拒絕排斥。對文國英諷刺挖苦。那時的感受,文國英說真像一隻蒼蠅哽在喉嚨。
      其實在救助過程中,最感困難的是當你用心去做事之後所帶來的心力交瘁。你要幫助吸毒者找工作,還要儘量隱瞞她們的過去,因為幫教工作最關鍵的是要尊重你所幫教的吸毒者,她們也有隱私權。“當然,很多時候我所幫助的吸毒者也在利用我的寬容和愛心。比如他們經常會拿著我給他們買生活用品的錢去買毒品。這當然讓我很傷心也很憤怒,但我沒有放棄他們,因為在我眼裏他們就是病人,需要用心和愛來治療。”文國英實話實說。
      苦
      幫教戒毒光有愛心是不夠的,還要付出財力。
      十幾年來文國英為此付出了十幾萬,朋友說她是“幹富人、名人所做的事”,實際上,多年的救助已經花光了她所有積蓄,家貧如洗,身負債務。
      今年年初,文國英和她女兒談心,她說:“如果我不做這些禁毒和幫教的事,而是去寫書、去做課題,或者做一些心理諮詢之類的事,可以多賺很多錢。我們也許損失了很多,可能是一套房子,也可能是一輛轎車。我們自己過的是平淡清苦的日子,但是我們救下的是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按照全國現有吸毒人員的估算,每年因吸食海洛因就至少耗費270億元人民幣,政府每年需投入幾十億用於強制和勞教戒毒。而文國英是我國少有的自掏腰包幫教戒毒的志願者。財力的入不敷出,影響了她的生活質量。
      為了省錢,她天天穿制服,多年未添新衣,她甚至去菜場撿菜葉,去街邊撿破爛,替報社義賣報紙。她並不認為這樣做就難為情,她的舉動大大方方,她說這是很環保很有意義的事,還可換些零錢用於幫教。
      2001年8月,文國英確定了一名吸毒的女大學生作為幫教對象,此時她身無分文,連女兒上學的費用都還在籌借,無奈之下,她致信《東南快報》求助,發動社會力量,拯救了這名女大學生。
      儘管文國英對自己是一分錢掰成兩半花,但為戒毒者購買一個療程的藥品,一出手就是1000多元。上個月,她剛為被她從火葬場救回來的莊媛交了3000多元的住宿費,安排她在福州精神病醫院進行康復治療。
      當文國英盡力關心戒毒者的健康狀況之時,她自己的身體狀況卻每況愈下。她說她現在是老年病、婦科病一大堆,頸椎增生了六個骨刺,其中兩個壓迫著胸椎,一低頭就覺得頭暈。她的腎也有問題,因為長期缺乏營養,她缺鈣,牙齒基本都拔掉了。血液檢查的時候,發現轉氨酶很高,好在不是肝炎。“我這種人是說死就死的啊!可以說我現在是和生命賽跑了。”文國英表現出一副豁達的模樣。
      辣
      對於文國英而言,要度過貧困的日子和應對自己多病的身軀,其實都並不艱難,難的是自己的作為不被人理解。
      禁毒這個世界性難題,單憑她個人的微薄之力能解決嗎?不理解她的人說她怪,理解她的人說她難。在單位,少數人不僅不理解,還極力反對她從事志願幫教工作。文國英非常憂心地告訴記者,“我是牆內開花牆外香啊”。近幾年,為了避免單位少數人的責怪,她的戒毒幫教幾乎成了“地下工作”。而在“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中,她從事的志願幫教也成為有爭議的做法,因為公安方面抱怨她伸手太長“攬”了他們的活,讓他們臉上無光。
      “其實做禁毒工作是我的自由,是憲法賦予我的公民權利,但是由於我的工作崗位特殊無法自由行使自己的權利。現在吸毒人員的幫教是公安部門的事,我是檢察院的人,似乎我在搶他們的工作。所以不管是我們單位還是公安都對我很有意見。”
      更有甚者,單位接到別有用心者的舉報信,稱文國英在幫助戒毒過程中存在經濟問題,相關部門只好履行公事,對其“細緻調查”。文國英感到極其委屈,精神處在崩潰邊緣,甚至產生了心理問題。那段日子,有時她走在路上兩眼模糊,看不見行人,天天含淚重複唱著同一首歌《唱支山歌給黨聽》。下班之後,一人留在辦公室暗暗落淚,好心者好言相勸,不知真相者以為文國英瘋了。
      調查並無結果,但卻傷透了文國英的心。她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真正發揮自己的才能,到政府的專職機構從事戒毒幫教工作。倘若了卻不了這份心願,她的選擇可能是提前退休,去做一名國際戒毒志願者。
      “我幫教別人,有時也真希望有人來幫教我呢。”文國英發出的肺腑之言,讓人想起文天祥的那句詩:“惶恐灘頭說惶恐,伶仃洋裏歎伶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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